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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望者

那時的小學校在我們村子的東邊,有三裏路。要經過鄰村的畜牧場,畜牧場裏種著幾十畝茶葉,還有上百棵高大的白梨樹,我們上學的路,要從梨樹林經過。
  春天裏,梨花開時,遠遠望去,潔白得就像天上的朵朵白雲。打理修整過的茶園,顯得更整齊、精神。新茶的嫩綠蓋過了老茶的深綠。凋零的梨花是圓圓的,象一分的硬幣那麼大小,隨意地飄落在這些茶樹叢上、小路邊的草地上。有些被風刮到漲滿春水的池塘裏,星星點點地飄浮在綠水上。
  梨樹林的盡頭有兩排平房,是黃土夯打的牆,那裏養著母豬和公豬,東邊那排靠南的兩間,住著百富老人跟他的大黃狗。老人頭髮白了,右腿有點瘸,可身板畢挺,眼神犀利威嚴,可話卻很少。早上去上學,大黃狗總會遠遠地沖我們叫一陣,然後就能聽到老人在叱罵它。那狗或許只是跟我們打個招呼,走近它,它就安靜了,還沖你拼命地搖著大尾巴。老人也會跟我們打個招呼:“今日早哩”。我們也會叫聲爺爺。背地裏卻罵他“百富老頭是個白匪軍”,憎恨他的大黃狗,還有那大得讓我們恐懼的公豬。
 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,梨花落完,樹葉長滿,一簇簇的小梨櫻桃般大小,卻如朝天椒一樣向上長著,滿地都是落果,每簇上能留下長大的只有一二枚。長到乒乓球大小時,我們從樹下過,就會忍不住往樹上多看幾眼。再過一兩個星期,我們的頭兒有時會從書包裏摸出梨子分給我們每人一個,硬邦邦的咬不動,又澀又酸。從那時起,每天老頭和狗就會目送我們出入梨園,雖然見面還是打招呼,可我還是覺得背後有兩雙眼,讓我不敢走得離樹太近。
  有天放學的路上,小頭頭讓我們兩個晚上跟他來摘梨,如不來,就是膽小鬼,以後別跟他玩了。我說有點怕那黃狗,他說狗夜裏是拴著的。那天夜裏沒有月亮,我們三個爬到白天看中的三棵樹上,我偷了三顆放在懷裏,剛想摸第四顆時,“汪汪汪”那該死的狗開始狂吠了,我嚇得跳下樹,一屁股坐在地上,汗衫被樹枝鉤著了,懷裏的三顆梨也不知滾哪去了,摸到拖鞋撒腿就跑,隱隱見到手電筒的光,還聽到老頭的咒罵聲。到了村口,他們倆在等我了,還給我兩個戰利品,可頭頭的涼鞋落下了。梨的味道還是又硬又澀。
  次日早上去上學,過梨樹下,頭兒沒見涼鞋的蹤影。我還有做賊心虛的感覺,那該死的黃狗還是叫了。老頭把我們叫住。訓斥我們不學好,下次若被捉住,要將我們關到豬圈裏。又從屋裏拿了涼鞋還了,讓我們滾蛋去上學。我想著他的那頭公豬,可是又高又大,小眼睛陰森森的瞧著我們。
  清晨的鳥唱,傍晚的蟬鳴,我們就這樣每日兩次經過這片梨園。鄰近暑假的一次放學回家,老頭把我們三人叫到他的屋裏,大黃狗向我們搖著尾巴。屋裏堆著十幾筐金燦燦的梨,老頭撿大的給了我們每人四五個,把書包撐得滿滿的。那幾個梨的味兒是又脆又甜。
  九一年,我從軍中退役回家了。一個冬日的下午,我路過老人的門口,老人邀我進屋坐坐,老人的背有點駝了,腿更瘸了,眼神也沒了以前犀利,還是那一灶、一榻、一張低矮的木棹。他給我泡了一碗茶,說是自己採摘炒制的。問我服役時是什麼兵種,學的什麼專業。我說是陸軍步兵機炮連。學的迫擊炮。沒想到他對迫擊炮很熟悉,他說他是民國二十八年被抽的壯丁,在國民黨的五十八軍。還見過來視察他們的司令薛嶽長官和軍長孫渡長官。他是槍炮連的機槍手,用的是灌水的馬克沁重機槍。參加了兩次長沙會戰。他說他能從迫擊炮炮彈的聲音判斷落點的遠近。至今還記那種近彈的“嘶嘶”聲。他的好幾個兄弟就倒在日本佬的這種炮彈下。他的腿也是這種炮彈的彈片所賜。我問他打死過多少鬼子,他淡淡地說,二十幾個總有的吧。他說那時人命不值銅鈿啊,抬下來的死屍象松柴堆樣……老人的雙眼有點淚花了。民國三十四年,他的隊伍被打散了,他從湖南一路要飯回到家,走了兩個多月,家裏人當時都不認識他了……最後,老人對我說“你退伍回來了,回來就好,討個老婆,好好過日子。”
  結婚後,我搬到縣城,孩子們也在縣城上學。父母住了一段,不習慣,又回到老家。而我也漸漸地反認他鄉作了故鄉。回到老家看看父母,急急地就走路。工作又遠在幾千裏之外的城市,難得在家長住。有時也曾想過去看看百富老人,最終也因自己的懶惰而沒去成。
  又是二十年過去了,畜牧場的梨樹雖然還在年年開花,卻已老得結不了果了,兩排泥房也被推平規劃成了公墓。老人也已離世,骨灰就埋在茶園公墓的山坡上,每次經過,我總會多看一眼那片梨樹,那片埋著我們童年認為是“白匪軍”老人的墓地。他真的成了永遠的守望者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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